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培养和改造袁文才。
当毛泽东率领主力部队撤离山区，向赣南进发之际，为确保袁文才与王佐的安全，特意进行了周密的人事部署。然而，即便如此，袁、王二人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于一场误会的悲剧。
袁、王一亡，其麾下部队随即反戈一击，致使红军在井冈山无法立足。直至1949年，人民解放军方才重夺井冈山。
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度过的数年辛勤耕耘，最终化为泡影，留下的唯有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经验无疑是至为珍贵的，然而，这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根据地，却是毛泽东从无到有，逐步积累建立起来的第一块根据地。其突然丧失，若不感到遗憾，那便是不真实的。
袁、王为何被杀？
内情错综复杂，加之涉及彭老总，长期以来，每当提及袁、王二人遇害的经过，人们往往含糊带过，反而使得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01
袁文才与王佐均为井冈山之地的土著山匪，且同是外来客籍人士。
袁文才遭受新婚妻子被劫、老母惨遭杀害的双重打击，与当地恶霸豪绅结下深仇大恨。愤而决然，他投身马刀队，投身于劫富济贫的土匪生涯。
袁文才虽身为土匪，却专向土豪劣绅寻衅滋事，对贫苦百姓却极尽关爱，因此深得当地民众的衷心拥护。他在宁冈县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王佐昔日是一位裁缝，目睹了豪绅欺凌贫苦百姓的行径，愤而入山，组建了一支土匪队伍。然而，队伍中竟有背叛者，险些将王佐置于死地。幸得袁文才出手相救，协助王佐铲除了队伍中的叛徒。正因这一段生死相依的经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鉴于对那些土豪劣绅的深仇大恨，袁文才与王佐的革命意志尤为坚定。当龙超清前来游说，力邀他们加入共产党的革命行列时，这对兄弟毫不犹豫地便应允了。不久之后，袁文才更是积极入党。
在大革命遭受挫败之后，正是凭借袁文才与王佐所率领的队伍，党组织得以在井冈山上留存了革命的火种。就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彷徨无措之际，湖南省委传来了喜讯，告知井冈山上驻有我方的力量。闻此消息，毛泽东遂率部队转向井冈山，重燃革命希望之火。
袁文才得知有一支大部队即将进驻井冈山，内心颇为忐忑。然而，他的挚友陈慕平得知领头的竟是毛泽东时，却兴奋不已，激动地向袁文才述说。他称毛泽东乃党内一位非凡人物，为人谦逊，学识渊博，更是他在武昌农讲所学习期间的恩师。
听闻陈慕平此言，袁文才心中即刻涌起了结交毛泽东的愿望。然而，袁文才麾下有一位名叫谢角铭的首领，此人对历史颇有涉猎，对诸多典故亦颇为了解。
他曾向袁文才讲述，在明朝宣德年间，吉州总兵王世彪率领部下起兵反叛，事败后，他率四百余人意图攀登井冈山。他表面上虚与委蛇，赢得了当地土著的信任，得以入山。然而，在夜深人静之时，他却发动偷袭，将土著人驱逐出井冈山。
袁文才听闻此言，深以为然，认为接纳陌生部队上山的确潜藏巨大风险，于是礼貌地拒绝了毛泽东上山的要求。
身为革命队伍的一员，袁文才不便直接予以拒绝，遂提笔书写了一封亲笔信，委托其幕僚陈慕平与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携信下山，转呈毛泽东。
在这场交流之中，毛泽东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沟通之艺术。
毛泽东原本见到龙超清与陈慕平时心中喜悦，以为即刻便能启程上山。然而，从龙超清含糊其辞的言谈中，毛泽东顿悟井冈山上的队伍并不欢迎他的到来。即便如此，毛泽东并未摆出特派员的架子，亦未流露出丝毫的不悦之情。
毛泽东养成了卓越的习惯，无论从事何种事务，作出何种决策，他总会先行搜集情报，详尽调查事情始末，方才作出决断。
情报员将搜集到的全部信息整理完毕，呈送至毛泽东的案前，这待遇是在后来才逐渐赋予的。而在当时，毛泽东主要依赖直接的对话以及徒步走访的方式，来获取所需情报。
陈慕平向来对毛泽东怀有敬意，全力支持他上山。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他简略地向对方叙述了山上的一切。交谈间，毛泽东的洞察力极为敏锐，他很快察觉到陈慕平和龙超清并未携带武器。
在此阶段，若不带枪下山，仍存一定的风险。
毛泽东询问缘由，龙超清答道：“并非不带枪，而是枪支太过关键，宁肯有人牺牲，也不能让任何一把枪落入敌手。”
毛泽东听闻此言，立刻领悟到井冈山所亟需的是枪支，这亦是能否顺利攀登井冈山的关键所在。
恰好，毛泽东所带领的那支队伍，虽物资匮乏，枪械却颇为充足。
在这段旅程中，人员流失尤为严重，致使众多连队仅剩寥寥数人，而留下的枪支却堆积如山，多到不得不有人专门肩负重担，挑运这些武器。
闻听龙超清提及山上枪械短缺，毛泽东即刻下令，取来两把上乘的手枪，赠予了龙超清与陈慕平。
这不是大方，是投石问路。
02
龙超清与陈慕平，腰间各别一把精致手枪，大模大样地重返山巅，此举立刻吸引了袁文才等人的目光。
问枪从何来？答：毛泽东所赠。
龙超清与陈慕平一问一答，将他们与毛泽东会面的经过细致地讲述给袁文才等人。在叙述完毕后，他们还竭力劝说道，毛泽东值得信赖，完全可以放心地邀请他上山。
尽管袁文才心中已然动容，他却仍旧选择继续试探一番。
1927年秋的初旬，毛泽东在宁冈县的古城联奎书院，召开了扩大的会议。与会者不仅包括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成员，更特别邀请了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地方领导干部，以及袁文才的亲信一同出席。
本次会议中，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的宝贵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并针对如何有效整合袁文才部队的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他指出，袁文才与王佐所率领的部队均为英勇的革命力量，并对袁文才部在大革命挫折后所展现的正义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此举使得在场的袁文才部下倍感荣耀，心情愉悦。
龙超清等一行人返程后，便将毛泽东希望与袁文才进行面谈的意愿转达给了袁文才。双方约定在宁冈县茨坪镇的大仓村进行会面。
袁文才毕竟曾是黑道中人，对此间的风险自是心知肚明。首领之间的会面，稍有不慎便可能演变成一场鸿门宴。
其手下人劝袁文才携带更多同袍同行，以备不时之需。然而，袁文才素来行事稳重，并未采纳此建议，他担心此举会损害彼此间的和气。
此后，其部下提议，将众兄弟安置于林中，如此一来，一旦有变，彼此也能相互照应。袁文才这才同意了这个建议。
另一方面，在毛泽东即将启程之际，部下们亦建议增加随行人员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然而，毛泽东却持有不同意见，甚至未携带武器，仅携带了少数随员一同前往参加会面。
会面伊始，袁文才瞥见来宾皆未携带枪械，便即刻放下心防，热情地迎请毛泽东等一行人步入室内。
毛泽东与袁文才畅谈许久，话题涵盖了当前的政治格局，未来这支部队的动向和目标，毛泽东向袁文才坦诚相告，条理清晰，毫无保留。
沟通之道，不仅在于技巧的运用，更在于真诚的流露。如何使对方真切地体会到你的真诚，实乃沟通中最为高妙的技巧所在。
临行之际，毛泽东慷慨赠予袁文才百柄枪械。彼后，他再次登高，惠赠王佐七十支枪支。
秋收起义成功上井冈山。
03
毛泽东攀登高峰后，与袁文才相处融洽，在获得袁文才的赞同之下，更将袁部整编为革命武装力量，并派何长工前往王佐麾下，负责对王佐部队进行改造。
在井冈山的烽火岁月中，毛泽东不仅亲手构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间亦有一段小插曲——他与贺子珍喜结连理。
长久以来，众多人对教员与贺子珍之间的婚姻关系感到困惑。毕竟，教员与贺子珍是在1928年5月于井冈山结为连理，而杨开慧则不幸于1930年遭受反动势力的残忍杀害。
此处的时差，日后亦成为某些人诘难教员的论据。本文亦将顺带对此事予以详述，以正视听。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联姻，与袁文才的牵线搭桥密不可分，实则亦可视作袁文才、王佐的有意促成。
贺子珍与袁文才关系始。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永新县委的同志们不幸被捕入狱。消息传至宁冈，龙超清与袁文才闻讯后，毅然率领人马，勇敢地劫狱成功，将包括日后欲加害袁文才的王怀在内的永新县委同志们解救出来。
1927年夏日七月，贺子珍与永新县的一百余名同志并肩攀登井冈山，进行休整。随后，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贺敏学率领大部分战友重返永新，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而那些身体羸弱、多病的战友则留在了宁冈，继续坚守岗位，贺子珍便是其中之一。
贺子珍容貌秀美，言谈举止间透着干练，更兼才情横溢。在井冈山那段岁月，她与袁文才等同志相处融洽，情深意厚。
随着毛泽东率领部队登临山巅，尽管袁文才对毛泽东深信不疑，然而王佐等众兄弟心中难免存有疑虑。一方面，毛泽东并非本地人士，另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的了解亦有限。
为增进与毛泽东的深厚情谊，袁文才与王佐心生一计，便想到了贺子珍，意欲促成他们之间的联姻。此举若能实现，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结伴，亦将有效消除井冈山一带居民诸多顾虑。
“毛泽东同志的荷包中不能仅容纳前委，还需为其提供一个办公场所。同时，设立一名秘书亦为必要，不妨将贺子珍同志调任此职。”
如此一来，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毛泽东率部抵达王佐的驻防地，王佐便邀请他共进晚餐。餐桌上，王佐半开玩笑地提议，有意为贺子珍与毛泽东牵线搭桥。
毛泽东实则洞察了王佐的言外之意，其本质意图不过是在寻求构建一个更加稳固的互信基石。
若毛泽东直接予以拒绝，恐将传递出不希望建立坚实关系的微妙信息。因此，他选择以一种较为含蓄的方式表达，提及在长沙家中，有妻儿需要照顾，心中牵挂甚重，恐怕会让王兄的深情厚谊付诸东流。
彼时，在王佐等人的观念中，男子在外拥有几位伴侣被视为司空见惯。毛泽东如实相告，这不仅未能消除王佐的念头，反倒是促使他更加积极地推动此事。
04
随后，毛泽东迁至茅坪定居，安顿于八角楼之中。
于茅坪寓居期间，毛泽东与一位名叫吴福寿的银匠相识，此人是红军的情报工作者。吴福寿常以银匠身份四处奔走，为红军搜集情报。
初登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心中对妻子杨开慧的挂念之情油然而生，便屡次挥毫泼墨，寄出多封信件，委托交通站的同志代为邮寄。然而，这些信件如同石沉大海，始终未见回音。
在1927年左右，全国各地众多同志遭受捕捕与不幸遇害的悲剧。对杨开慧安危牵挂不已的毛泽东，于1928年1月，特地派遣吴福寿前往长沙，以便打探杨开慧的动向。
然而，鉴于彼时的白色恐怖氛围，吴福寿在长沙探询时，误信了杨开慧已英勇献身的传闻。当他重返井冈山时，便将此噩耗告知了毛泽东。
消息成为关键转折。
彼时，贺子珍在军委的主要职责，便是伴随毛泽东外出搜集资料，归来后对资料进行整理。由于二人拥有长时间的相处机会，且话题相投，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间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各类场合，袁文才与王佐频繁交流，谈及彼此间的联姻事宜，朱老总和陈毅亦对此表示赞同，营造出一种积极的支持氛围。
于当地一位同乡的婚宴之上，袁文才与朱老总的妻子等众人，坦诚地揭开了这段情缘，进而询问毛泽东与贺子珍何时完婚。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揭开了最后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得婚事得以顺理成章地完成。
事情原本如此简单，其中并无任何不宜公之于众的复杂情节。
自贺子珍与毛泽东喜结连理，袁文才与王佐二人长久以来的心结亦随之得以彻底解开。
客观而论，此次联姻使得井冈山地区的客籍居民，将毛泽东视为己出，这对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既然袁文才有了教员的坚实支持，为何最终却不幸遭遇了误杀呢？
其因显而易见，有人与袁文才关系不和，且有明确的文件记录表明了针对袁文才的暗杀指令。
袁文才勤勉刻苦，革命信念坚定，却未曾料想，远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其中的寥寥数语，竟成了他命运的终结者。
05
中共六大的前台幕后，我们已经聊过了。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遥远的莫斯科召开。因距离遥远，直至1929年初，大会的各项决议文件才得以传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至1928年岁末，蒋介石集结了三万余人，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围困策略。与此同时，那年的寒冬提前降临，经济封锁亦愈发严苛，这使得红四军面临着极大的物资短缺困境。
为化解困境，毛泽东与朱德等领导于1929年1月亲自主持了柏露会议。此次会议不仅旨在宣传中共六大精神，亦是对解围策略的深入探讨。
经一番商议，一致同意采纳毛泽东所提出的“围魏救赵”策略，旨在破除对井冈山的围困。彭德怀总司令、滕代远等将领率红五军坚守井冈山阵地，而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将军则亲率红四军的主力部队，即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下山进攻赣南地区。
围魏救赵。
在会议进行中，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毛泽东在朗读中共六大文件的过程中，不期然地停顿了片刻。
会议落幕之际，众人依次离场，毛泽东却特意留住了彭老总、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龙超清、王怀、谭震林等一众要员。
为啥留下呢？
鉴于毛泽东在宣读文件时，其中涉及一段与袁文才及王佐存在直接关联的内容，故而未在当场进行宣读。
众人落座之后，毛泽东随即取出六大文件，翻阅数页，最终锁定《苏维尔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书中关于“对土匪关系”的章节，便开始朗声诵读。
在动乱来临之际，可与之结盟共进，而当动乱平息之后，则需解除其武装，并根除其领导者。与土匪或类似组织结盟，仅在起义爆发之前有所适用。一旦暴乱发生，应当迅速解除其武装，并对其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这是确保地方安宁、防止革命余烬复燃的必要前提条件。
他们的领导者理应被视为反革命势力的头目，即便在要求他们协助暴动的情况下亦应如此。对于此类领导者，必须予以彻底消灭。若土匪混入革命军队或政府机构，其危险性尤为突出。
此刻，袁文才已被推举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的主席。可以说，六大会议中对土匪问题的决议，每一个字都与其密切相关。
决议内容明确：杀。
06
阅读完文件后，毛泽东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询问众人对于袁文才和王佐的处理意见。
王怀与龙超清率先发声：“鉴于中央已作出明确指示，我们理应予以贯彻。至于井冈山上的匪徒，我们亦当毫不犹豫地予以剿灭。”
彭老总、王怀、龙超清意思相仿。
陈毅表示：“不久前，我军红四军刚刚发布了《致绿林兄弟的公开信》，呼吁绿林同仁投身红军的行列。怎么转眼间态度就有所转变了呢？而且，袁老、王老他们早已是坚定的革命战友了。”
朱老总亦明确指出，袁、王二位业已成为革命的战友，不应再以匪徒之眼视之。
谭震林从实际出发。在井冈山的今日，无论何事均与袁文才、王佐密不可分。尤其是面对当前的艰难困境，我们更需倚赖他们的协助，与红五军并肩，共同守护这片山川。
谭震林的言论精准到位，直击要害，一语中的。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袁文才与王佐的鼎力支持。他们在当地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正因如此，袁文才才得以被推选为工农政府的主席。
若将袁文才除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必将迅速陷入分裂，对此，毛泽东看得比任何人都透彻。
最终，毛泽东一锤定音，袁文才与王佐二人的名字并未纳入中央文件的指导范畴。他们实为有功之臣，理应日后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向中央阐释具体情况。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享有崇高的地位，其言论无人敢于质疑，即便是王怀和龙超清亦不敢有所争执。然而，新任命的湘赣边委书记邓乾元却持有异议，他认同中央的指示，强调需警惕袁文才等人的动向。
毛泽东闻言，便虑及若他率部下山，邓乾元恐对袁文才有所不测，遂提议将袁文才调换职位，任命其为红四军参谋长，随他一同前往赣南作战。
将袁文才置于自己身边，显然是出于对其安全的考量。
袁文才对毛泽东深怀信任，闻悉调令之后，未作过多迟疑，便随同毛泽东一同下山。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人的命运轨迹，外界往往难以进行改变。
1928年五月，鉴于军阀之间的混战，蒋介石将军围困井冈山的国民革命军撤离。井冈山上下洋溢着一片欢腾与笑语。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红四军亦取得了显著战果，目前正处于休整阶段。
恰逢休憩之际，袁文才意外地瞥见了那至关重要的六大文件，其中包含了中央针对土匪问题的决议。
袁文才惊愕至极，内心充盈着慌乱与恐惧。他瞬间领悟，几个月前为何会被委以重任，成为红四军的参谋长。
览过文件，袁文才未稍加犹豫，便毅然决然地脱离了红四军，悄无声息地潜回井冈山。
07
袁文才重返井冈山，并未返回原先的驻所，而是选择隐匿于王佐的住所。
尽管袁文才重返井冈山的消息传遍了宁冈县委，县委的同志们迅速将此情况向特委书记邓乾元进行了汇报。
听闻袁文才已然脱离部队重返，众人纷纷猜测，他定已知晓了文件中的秘密，这不禁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邓乾元率领一行人假装前往王佐处进行考察，却意外地遭遇了袁文才，此举不禁让袁文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五月下旬，宁冈县委召开会议，就袁文才擅自脱离部队一事展开讨论。
龙超清、王怀等本土籍干部，强烈主张对袁文才进行严厉惩处，并要求剥夺其党籍。然而，负责留守家中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却对此意见予以驳回。最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袁文才实施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
提及此事，许多人或许会感到不解，为何原本与袁文才交情颇深的龙超清，却总是对袁文才产生矛盾呢？
原因显而易见，袁文才作为井冈山的客籍代表人物，而龙超清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简言之，客籍者，乃指历史上自远方迁徙至井冈山之人士；而土籍，则是指井冈山本土的居民。客籍人士属外来者，相较于土籍，其势力较弱，且长期居住于贫瘠的山地。由于生存资源的竞争，双方之间积累了深厚的历史矛盾。
在本地出生的人群，由于家庭条件相对优越，因而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这也就使得宁冈县委的委员人数相对较多。相较之下，袁文才与王佐这两位客籍代表，则因掌握着较多的武装力量而显得尤为突出。
“土党客枪”，故此而来。
在当地，土著籍贯的地主与豪绅为数不少，而客籍人士中则多有贫寒之辈。及至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土籍民众便深感自身利益受损，觉得丰厚的利益都被客籍人士所分得。
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袁文才针对土籍的豪绅毫不留情地施以重拳，而龙超清等人则对客籍的土豪恶霸予以严厉打击。彼此间竞争激烈，争相展现出坚定的决心。
袁文才在打击豪绅劣绅的过程中，不慎焚毁了土籍学子的书院，此举动激起了土籍人士的普遍愤怒，包括龙超清在内。众人皆以为袁文才此举是有意为之，以泄私愤，自此，双方的矛盾愈发尖锐，趋于无法调和之境。
在每一次的会议场合，土籍委员与客籍委员往往针锋相对，党派之会几乎演变成了家族间的争辩。
因此，每当龙超清等土籍人士目睹中央发布的关于剿匪的决议，他们便激动得如同握有尚方宝剑，渴望借此良机铲除袁文才、王佐等势力。
08
另一方面，鉴于委员中土籍人士的比例甚高，每逢上级派员莅临，这些土籍委员便纷纷在其耳边吹风，诋毁袁文才的名声。加之袁文才出身于匪帮，自始至终都面临着舆论上的不利处境。
袁文才深信自己已紧跟毛泽东，因而对这些书记与委员并未放在心上。
这段时局之下，数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诸如杨开明、邓乾元等，都对袁文才持有强烈的不满，普遍认为他并非善类。这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每当特委书记返回单位进行述职报告时，总会将袁文才和王佐的名字提及一遭。
尤其是邓乾元，在其离职之际，特地致信中央，指出袁文才违背组织纪律，存有另谋出路之意。信末，他更是力荐中央采取措施，铲除袁文才。
继邓乾元之后，朱昌偕接替其位，抵达井冈山后，便明确表示了意图解决袁文才的决心。此举令龙超清等人心生欢喜，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认为若要对付袁文才，首要之务便是先将宛希先除去。
在这股错误思想的驱使下，他们对宛希先萌生了杀意。
龙超清与众人在寻求永新县委的支持时，起初心中存有顾虑，担心遭遇阻力。毕竟，永新县委历来对毛泽东言听计从，宛希先更是毛泽东亲自留下的关键人物。
谁料想，龙超清一提出对抗宛希先的提议，便迅速获得了永新县委刘真的首肯。
实际上，刘真久怀报复宛希之念，其背后原因亦非繁复。两人之间，仇恨源于一场夺妻之恨。
刘真的新婚佳人系妇女干部龙家衡，而龙家衡的胞兄则是永新县民防团的团长，龙庆楼。
在井冈山八月的那次挫折中，龙庆楼率领民防团对赤卫队发起了突袭，导致革命队伍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在部队撤退之际，一场谣言悄然滋生，声称龙庆楼乃龙家衡的亲兄弟，而此次民防团的偷袭行动，竟然是龙家衡所告密。这一消息迅速传开，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众人纷纷涌向宛希先，迫切要求立即将龙家衡拘捕。
宛希未及详查，便轻率地同意了对龙家衡的拘捕。然而，在押送途中，赤卫队中个别成员将部队所受的损失归咎于龙家衡，出于愤怒，竟在路途中将她残忍杀害。
刘真将新婚妻子遇害之仇归咎于宛希先，因此，当龙超清等人提出要策划除掉宛希先的计划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
1929年10月，朱昌偕特委下达指令，命远在湖南的宛希先率赤卫队，携手其他部队，共同发起对永新县城的攻势。宛希先接令后，即刻率领部队火速返程。
途中遭遇敌人阻截，导致行进受阻，延误了三天方才抵达战场。宛希先抵达后，特委副书记、土籍人王怀即刻对宛希先进行指责，要求其如实说明延误战机的缘由，并在询问完毕后，将宛希先拘禁起来。
宛希先并非愚钝之辈，一见眼前局势，便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当夜，宛希历经艰险终得脱身，心急如焚地打算寻访袁文才与王佐。
行至山林深处，不幸迷失了方向。翌日清晨，幸得龙超清、王怀等人的搜寻与援救，终被寻回。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竟遭直接枪决。
09
宛希一旦离世，龙超清、王怀、刘真等便伺机而动，图谋加害袁文才。
宛希先离世之后，双方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袁文才与龙超清等人之间的互动也日渐稀疏，他们不再参加会议，龙超清等人亦因苦寻不得正当理由来处置袁文才而感到困扰。
袁文才主动提供了一个理由。
在1930年岁末年初之际，袁文才麾下的一名情报人员窃得一条消息，声称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的团总罗克韶，于其情妇居所度过了那一夜的时光。
这消息让袁文才等人喜出望外，他们认为时机终于成熟。自从与龙超清等人决裂，袁文才的后勤补给日渐短缺，枪械弹药等物资无处补充，早已渴望寻觅一位豪富以补充实力。
而且，罗克韶掌管着一个兵工厂，一旦将其擒获，一切都将尽在掌握。
未经特委事先通知，袁文才与王佐擅自行动，派遣人员将罗克韶拘捕上山，并利用威逼与利诱的手段，将兵工厂的设施及人员一同带往山上。
事态至此，自是非同小可，龙超清一众人物亦未能对此有所隐瞒。闻悉袁文才将罗克韶拘押上山，他们立刻推断袁文才与罗克韶之间必有勾结。
不言而喻，一旦背上这样的标签，自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然而，袁文才对龙超清已不再抱有信任，他也不再参加会议。于是，龙超清、王怀等人巧妙地策划了一计，假借毛泽东的名义，给袁文才撰写了一封书信。
信中提及，红四军军委作出决策，将边界六县的赤卫队整合为一支新军，命名为红六军第三纵队，并由袁文才担任司令一职，王佐担任副司令。定于2月22日于永新县城举行合编仪式，并计划随后与红五军协同作战，共同进攻吉安。军委特命袁文才、王佐二人参加此次会议。
在制定诱捕袁文才的策略之后，龙超清等人心生忧虑，恐其麾下部队实力过于强大。于是，他们决定寻求红五军的支援，并致信彭老总，言及事态已至无法挽回之境，恳请彭老总派遣兵力予以协助，以解决袁文才之问题。
彭老总未曾深思熟虑，便派遣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奔赴永新县城，此事遂成其终身遗憾。至于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所说的“三分合作，七分对抗”的历史评价，究竟是否包含此一事件，时至今日，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袁文才与王佐率数名警卫抵达会场，不料即刻陷入陷阱，毫无防备之下，于匆忙间不幸遇害。
在永新县城境内，三十二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遭受了缴械的命运，六个连长的命运同样悲惨，无一幸免，均不幸丧生。
六大委员们于莫斯科投票通过的一项决议，当其消息传至井冈山时，瞬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震动。
10
袁文才与王佐不幸陨落，其麾下部队随即反戈一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亦随之崩塌，这使得红军在井冈山无法再稳固立足。
当消息辗转至教员耳中，一切已成定局，教员不禁悲叹道：“误杀了！误杀了！”
在井冈山，教员倾注了无数心血，精心打造出一片繁荣景象，对袁文才与王佐亦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关怀。然而，结局竟如此出人意料，不禁让人心生无奈与悲痛。
冷静剖析袁文才与王佐遇害的真相，其根本原因无疑在于那六项关乎土匪身份的错误决策。同时，井冈山地区土籍与客籍居民之间尖锐的冲突，亦是促成这场悲剧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袁文才与王佐的冤屈之死，不过是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造成影响的缩影。
仅在袁文才、王佐遭受不白之冤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特委书记朱昌偕亦被错误地指控为AB团成员，蒙冤遇害。与此同时，王怀、龙超清等人则伴随红二十军辗转赣江东岸。两年之后，他们随队返回，却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道，遭到了无端的冤杀。
革命艰辛，历史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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